从礼宾司长到驻外大使（上）

 

作者简介    

江康 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中国前驻布隆迪、驻多哥大使。

我40年的外交生涯，从时间划分上，正好是三七开：在三个非洲国家常驻——60年代从北非的摩洛哥起步，90年代出使中非的布隆迪，最后在西非的多哥任上退休，前后共12年；在外交部礼宾司则度过了28个春秋，而且前26年是“一贯制”，从科员一直干到司长，一个地道的“土生土长”的礼宾官。本文讲的是我在最后一个10年，即从礼宾司长到驻外大使这段时间经历的几个故事。

01 / 跨越时空的访问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被称之为“跨越时空的访问”。

中苏两国都是“大块头”，在国际舞台上是有份量的国家。两国互为邻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两国关系的走向如何不仅关系到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格局。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苏两大国的关系经历了30年的风风雨雨。在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谈判之后，戈尔巴乔夫完成时空跨越，来华与邓小平同志实现历史性的会晤，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就在戈氏访华的10天前，我接替即将出使肯尼亚的吴明廉同志，就任礼宾司第11任司长，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

△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作者（左一）按国际惯例登机迎接。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对戈尔巴乔夫此次访华的礼宾接待，小平同志早有明确的指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短短六个字，言简而意赅。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是礼宾为政治服务的经典表述。这决不仅仅是见面礼仪的简单问题，也不只是对戈氏访华在接待安排上要讲究冷热适度，而是小平同志站在战略高度，用形象的语言准确地为中苏两国未来关系定位。这种关系，就像此后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是不结盟的、不对抗的、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的、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礼宾司在接待国宾的工作中有个老传统，每天晚上在当天各项活动结束后都要在宾馆开一个碰头会，把第二天的活动日程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对一些重要事项有时在碰头会后还要开小会着重研究落实。

5月1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高级会晤是此次访问的核心，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握手见面的场面届时将向全世界现场直播（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因此对每个细节安排都马虎不得，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大意。

我作为礼宾司司长，着重抓了以下三点：

第一，因为是直播，更要掌握好时间，要准时。为此，我请负责带戈尔巴乔夫一行去人民大会堂的鲁培新副司长用步话机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我则适时请小平同志出厅门迎接，既不能早，也不能晚。

第二，钱其琛外长曾向我当面指示，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握手的画面上要突出他们两个人，不要出现其他人的镜头。钱外长很少过问礼宾工作的细节，而此次他特意作此交代，可见他对此次握手的重视。为此，要让参加陪见的其他中方领导同志在东大厅门口站队时与小平同志保持一定的距离。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小平同志关于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的指示落在实处。虽然早些时候已同对方谈过，但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否知道，我心中没底。当然，不可能去问戈本人。为此，我请鲁副司长在带戈一行去大会堂时向苏方礼宾官员叮问一下，是否已向戈本人讲清。

△ 1989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16日上午，当戈氏一行的车队按预定时间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我不时地向小平同志报告车队的行程。10时整，小平同志神采奕奕步出东大厅，正好戈尔巴乔夫迎面走来，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例行见面礼节，而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新关系的起点。世界各大媒体聚焦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无数的照相机、摄影机闪动记录下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这一重大事件。

20多年过去，中国与俄罗斯已建立起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回忆这段往事会使我们倍加珍惜。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的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其历史功过，自有评述，但他对华访问所完成的历史使命已经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02 / 飞往拉美

钱其琛同志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写道，在他担任外长的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而笔者恰恰正是在那段时间，担任了两年半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中，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止双方领导层的互访。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宣布取消或推迟原订的对华访问。刹时间，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

继1989年12月出访中东四国（埃及、科威特、阿联酋和阿曼）以后，次年5月杨尚昆主席出访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五国。墨西哥三任总统曾先后访华，巴西和阿根廷也各有两任总统相继访问过我国，乌拉圭总统于1988年两国建交后当年即率团访华，智利则是与我建交最早的南美国家。拉丁美洲被称之为美国的后院。此访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踏上拉美土地，也是我打破西方制裁的又一重要举措，意义非同一般。

出访第一站是墨西哥。虽然此访选用了波音747型专机，但是要跨越浩瀚的太平洋，航程超过了波音747的安全续航能力。因此，在太平洋上选择一个经停地点是必需的，地处太平洋中心位置的檀香山，无疑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为此，外交部首先通过我驻美国使馆向美方提出专机飞行申请。美方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明确否定，采取拖而不复的态度。

中方不可能坐以等待。考虑到日本在对华制裁的问题上扮演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我奉命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口头探询日方对杨主席专机拟经停日本东京的态度。显然这给日方出了一道难题，公使允报国内。日方的效率倒是很高，很快就给了答复：同意专机在东京机场作技术性停留，但请杨主席不下飞机。这就是说，专机可以在东京机场加油，但日方不给必要的礼遇。当然，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我向主管部领导作了汇报，他让我找民航总局拟定新的飞行方案。

民航总局与当时的外交部相距不远，都在“东四”附近。乘车不如步行，我徒步走到民航大楼，与执行此次专机任务的领队、“国航”副总裁徐柏林和民航总调度室的同志一道研究新的飞行计划。他们在世界飞行航图上比比划划，提出专机改飞西线，在欧洲选择一个经停地，然后飞越欧洲、横跨大西洋，到达墨西哥的坎昆，而后再飞到墨西哥城。

他们提出了几个供选择的方案。我表示，究竟选择欧洲哪个经停地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因为在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制裁的情况下，经停地的选择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经反复研究考虑，初步选定芬兰的赫尔辛基为经停地。芬兰对外标榜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 “不介入大国间的纠纷”，应当说把赫尔辛基作为经停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时离杨主席启程不足10天时间，不允许再有任何闪失。下班回家躺在床上，辗转不眠，我在想：既然经停赫尔辛基可行，为何不选择与赫市隔海相望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呢？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选择列宁格勒政治上不仅没问题，而且其政治含义更为深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民航总调度室，他们表示技术上可行。经请示部领导，并即报告杨主席办公室，征得杨主席同意后，赴拉美的航线就这样定了下来。果然，苏联方面很快就对我专机飞行申请答复同意。

△ 杨尚昆主席在萨利纳斯总统陪同下同墨西哥群众见面。

5月13日下午1时，当专机降落列宁格勒机场后杨主席步下舷梯时，受到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的热烈欢迎。杨主席在列宁格勒停留过夜。抵达当日下午，苏方安排杨主席向“列宁格勒英雄保卫者纪念碑”献了花篮并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一次技术性停留差不多变成对列宁格勒的一次顺访。我在想，这是美国人把一次尽地主之谊的机会送给了苏联人。

次日上午，专机从列宁格勒机场凌空而起，12个半小时后，透过舷窗，美丽的坎昆已经在望。杨主席的拉美五国之行从这里开始。5月30日，杨主席圆满结束对五国的访问，专机飞越浩瀚的太平洋，经停智利的复活节岛和斐济的楠迪，于6月2日到达上海。下飞机前，杨主席十分高兴，对机组和我风趣地说，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我们比孙悟空的本事还要大，绕了地球一大圈。

这次成功的访问说明了一个道理：地球是圆的，东线不行走西线，中国的朋友遍天下，谁也挡不住中国外交的前进步伐。一年半以后，美国国务卿贝克继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相继访华之后，也踏上访华之旅。美国人也清楚，孤立中国未必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至此，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持续两年多的制裁终于被打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就是“不怕鬼、不信邪”，中国长城坚不可摧。

未完待续……

文字 | 《共和国外交往事》 

作者 | 江康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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